“關公牌”易主的是是非非

關羽，字云長，河東解良(今山西運城)人，三國名將，以“對國以忠、待人以義、處世以仁、作戰以勇”而備受推崇，成為全球華人的道德楷模和誠信化身，被尊為“武圣”，又稱關公。


但關羽恐怕不會想到，1700多年后的今天，圍繞著“關公牌”商標的歸屬，他的出生地山西和他曾經的征戰地湖北，兩省的企業正在進行一場爭奪。


2013年4月7日，因涉嫌合同詐騙山西關公酒業有限公司(地址在稷山，下稱山西關公酒業)的“關公牌”商標，湖北稻花香集團(下稱稻花香集團)副董事長鄧某被稷山警方在貴陽機場抓獲并刑事拘留；4月16日，稷山縣人民檢察院批準對鄧某正式逮捕。


鄧某，2002年9月至2009年2月，擔任湖北稻花香集團宜昌市關公坊酒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2004年3月至今，擔任稻花香集團副董事長；2004年11月至今，擔任宜昌關公酒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聯 姻


山西關公酒業“關公牌”商標的丟失，緣于10年前開始的與湖北稻花香集團宜昌市關公坊酒業有限公司的“聯姻”。對方前身是湖北當陽關公酒廠，2002年由稻花香集團整體并購重組。


2003年3月，對方向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申請注冊“關公坊”商標。因與山西關公酒業此前注冊的“關公牌”商標近似被駁回。這時，對方生產的“關公坊”白酒已經涉嫌侵犯了山西關公酒業的合法權益。


2003年10月，時任稻花香集團宜昌市關公坊酒業有限公司(現名湖北關公坊酒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關公坊酒業)董事長兼總經理的鄧某兩次來到山西稷山，自稱持有“關公家宴”、“關公義”、“關公財”等關聯商標，以整合關公品牌、實現企業雙贏為由，與山西關公酒業洽談合作事宜。 


山西關公酒業法定代表人王文東說，當時企業雖然擁有“關公牌”酒類商標，但受限于流動資金等多方因素限制，一直沒有獲得長足發展。


同年10月26日，關公坊酒業與山西關公酒業簽署“合資合同”，雙方約定共同出資1000萬元，其中關公坊酒業的“關公家宴、關公義、關公財”等系列商標以及技術、管理、營銷網絡等無形資產作價100萬元，資產現金投入800萬元，共占股本的90%；山西關公酒業以“關公牌”商標無形資產作價100萬元，占股本的10%；在宜昌市“龍泉鎮建立合作經營關公牌系列白酒產品的生產、銷售的有限責任公司”。


10月27日出版的宜昌一家主流媒體對這次簽約進行了報道。報道稱“合資組建中國宜昌關公酒業公司。這是兩地企業共同弘揚關公文化，做大做強‘關公’品牌，拓展市場、實現雙贏的重要舉措”，報道中還詳述了雙方出資入股的比例和形式。


王文東告訴記者，2003年11月26日又簽訂了《補充協議》，約定合資后的公司不得處置“關公牌”商標及延伸商標，但這條協議在后來的實際運營中并沒有起到任何約束作用。


經過一年的籌備，2004年11月8日，兩地聯姻成立的合資企業——宜昌關公酒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資公司）在宜昌夷陵區工商局登記注冊。


合資公司成立后，即2004年11月11日，借“關公牌”商標，合資公司開始延伸申請“關公坊”商標注冊。當月20日，合資公司把申請中的“關公坊”商標，許可給鄧某自己擔任董事長的關公坊酒業及旗下兩家商貿公司共同使用。



“關公牌”易主的是是非非



2005年2月7日，合資公司把“關公牌”商標的“獨占性使用”許可給關公坊酒業。這樣，不僅山西關公酒業不能使用“關公牌”商標，合資公司也不能使用。


記者獲悉，時至今日，作為白酒生產釀造企業成立時所需的前置手續——白酒工業生產許可證，合資公司一直未取得。而且自2010年至今，合資公司沒有參加過企業年檢。


今年7月，記者在宜昌采訪，所到之處，當地人幾乎都是毫不猶豫地描述關公坊酒業的業績和具體位置，同樣也會不假思索地否認宜昌關公酒業有限公司的存在。


當月22日，記者來到稻花香集團和關公坊酒業所在的夷陵區龍泉鎮。在合資公司工商注冊中所標明的“龍泉鎮龍鎮村4組”，村民紛紛表示不知道有個宜昌關公酒業有限公司。甚至，記者到夷陵區工商局龍泉工商所詢問，工作人員也稱沒聽說過宜昌關公酒業有限公司。


合資公司淪為空殼企業的同時，由合資公司授權使用商標的關公坊酒業卻獲得跳躍式發展。


2002年成立的關公坊酒業，在合資合同簽訂前，因沒有商標注冊，業績平平。


國家商標局的資料顯示，2005年，關公坊酒業銷售收入首破億元大關，達到1.7億元；2006年銷售收入實現3.5億元；2007年達到7億元；2008年完成9.24億元；2009年，銷售收入再次實現驚人的一躍，達到13.8億元；2010年約14.7億元；2011年實現16.4億元；2012年為18億元。


公開資料還顯示，關公坊酒業2013年的銷售目標是24億元。


2011年，未經年檢的合資公司向國家商標局申請“關公坊”商標為中國馳名商標，當年獲得認定。


易 主


在湖北宜昌發生的兩場官司，直接導致山西關公酒業丟失“關公牌”商標。


第一場官司，是關公坊酒業向山西關公酒業提出解除合同。


2010年年初，山西關公酒業向合資公司提出，合資以來一直沒有分配利潤，也一直沒有得到明確答復。


到2011年，山西關公酒業派專人赴宜昌解決此事，就合資公司的設立登記、生產銷售及商標使用等進行調查時，方知合資公司長久以來只是一個空殼。 而此時的山西關公酒業顯然沒有意識到還有更加嚴重的后果。


同年7月30日，山西關公酒業應邀前往宜昌進行談判。不料8月2日，關公坊酒業突然向其遞交《解除合資合同通知》，緊接著8月5日又向宜昌市夷陵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法院判允解除《合資合同》、《協議書》及補充性條款。


關公坊酒業的訴訟理由是：“……合同簽訂生效后，在履行期間，原告發現，合同中的相關條款違反了法律禁止性規定，應為無效……應當依法予以解除……”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訴訟，從2011年一直打到2012年年底，夷陵區、宜昌市兩級法院均判決解除合同。


幾乎就是第一場官司的同時，第二場官司也開始了。


2011年8月29日，稻花香集團一紙訴狀，將旗下的關公坊酒業和合資公司推上被告席。


稻花香集團的訴訟材料顯示，2002年2月20日，稻花香集團與旗下的關公坊酒業簽訂了一份合作協議書。根據協議，關公坊酒業須從2003年起每年向集團支付各項分攤費用300萬元，但不進行財務票據核算，四年一清。2006年年底，集團催討首筆共計1200萬元分攤費時，關公坊酒業表示無力償還，便找其入股投建的合資公司作擔保，請求延期至2010年12月30日，到期將兩筆分攤費一并繳納。


訴訟材料還顯示，2007年3月6日，合資公司、關公坊酒業、稻花香集團簽署擔保合同書，明確合資公司對關公坊酒業欠稻花香集團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保證。到2011年1月10日，稻花香集團向關公坊酒業及擔保方——合資公司催要兩期分攤費共計2400萬元，并要求后者履行擔保責任。但關公坊酒業依然表示無力支付。


稻花香集團以企業集團身份向夷陵區人民法院起訴，要求法院判決關公坊酒業支付分攤費300萬元及違約金100萬元，后又追加至2500萬元，同時要求合資公司承擔擔保連帶責任。


同年11月1日，夷陵區法院作出(2011)夷民初字第1148號民事調解：關公坊酒業支付分攤費用1000萬元；擔保方合資公司(即宜昌關公酒業有限公司)自愿以“關公牌”及“關公坊”等系列商標專用權作價1100萬元為關公坊酒業抵債。


2011年12月9日，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根據夷陵區法院的《協助執行通知書》，將“關公牌”及新延伸商標強制過戶給稻花香集團；2012年2月13日，商標過戶完成。僅隔兩天，即同月的15日，稻花香集團便將“關公牌”及新延伸商標許可給關公坊酒業無償使用，由占用變成了占有。


至此，在這場兩地企業共同“做大”關公品牌的合作中，山西關公酒業不僅徹底出局，連原本的“關公牌”母商標也就此丟失。


最后一場官司，后來被外界比喻為“老子告兒子”，即作為“老子”的稻花香集團，在向兩個“兒子”即關公坊酒業和合資公司討債。


官 司


對這兩場官司，山西關公酒業另有一番看法。


在王文東看來，既然關公坊酒業認為《合資合同》無效，為何直到2011年山西方面發現合資公司是空殼時才提出解除？如果說這一問題在鄧某主政時未發現，是由他人接任董事長后發現，那么接任者2009年就接任了關公坊酒業的董事長兼法定代表人，為何兩年后才提出？


王文東還提出，第一場官司解除合同后，按照法律法規，應該進行原物返還，即讓“關公牌”商標返還到山西關公酒業手中。但稻花香集團和關公坊酒業、合資公司的第二場官司又開始了，等第一場官司判決后需要原物返還時，原本在合資公司的商標卻沒有了。“合資公司似乎只有一個使命，就是為了讓稻花香集團和關公坊酒業對‘關公牌’及新延伸商標完成使用到擁有，再從擁有到占有的全過程。”


在山西關公酒業法律顧問楊勤虎看來，這兩場官司可以說是一場訴訟欺詐。


首先，夷陵區法院受理就屬違規。根據企業集團登記的相關規定，企業集團只可以在宣傳和廣告中使用，不得訂立經濟合同、從事經營活動。稻花香集團與關公坊酒業訂立的合同，在法律上不應該予以支持。


關公坊酒業近年來銷售業績斐然，僅2011年銷售收入就達16億元，夷陵區法院為何不對有實體經營的債務方——關公坊酒業采取相關法律措施？ 


在這場官司中，合資公司作為一家從注冊成立至今都沒有進行過任何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卷入了這場“老子告兒子”的債務糾紛，面對訴訟，不作任何抵抗，就將“關公牌”商標及延伸商標低價抵債…… 


王文東還特別提醒注意這場債務官司中相關人員的身份：債權人稻花香集團董事長與稻花香酒業的董事長為同一人，并且是債務人關公坊酒業的第二大股東，也是實際控制人，同時還是擔保人合資公司在工商部門存檔章程中顯示的大股東(占總股份的66%)。


擔保時，實際是用自己是大股東的公司(即合資公司)為自己是實際控制人、第二大股東的公司(即關公坊酒業)拖欠自己是董事長的企業集團(即稻花香集團)的債務提供擔保。這一過程，完全是自己一個人在表決。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債務，已被逮捕的鄧某不僅是債務人關公坊酒業的董事長，也是擔保人合資公司的董事長，還是債權人稻花香集團的副董事長。


王文東質疑：這樣形成的債權債務，究竟能有多少真實成分？


而知情人士透露，其實根本就不存在關公坊酒業欠稻花香集團分攤費用。


記者從稷山縣法院還獲悉，因為合資合同中約定“以訴訟程序解決的，以原告所在地選擇司法管轄”，山西關公酒業去年在該院起訴對合資前的原物即“關公牌”及新延伸商標返還。在夷陵區法院調查此案時，稷山縣法院調取了第二場官司的庭審筆錄。這場訴訟中，關公坊酒業出庭時的委托代理人為趙某，合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為周某。


法律顧問楊勤虎指出，相關證據顯示，庭審中，趙某說：“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不持異議，但鑒于我們是原告的成員企業，考慮到是一家人，可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調解。”“一家人”在法律上是什么意思？趙某為何一人就能當了三家的主？


最后調解時，是債權人稻花香集團的委托代理人先提出的稻花香集團董事長的調解意見。趙某的表態是：對原告方的請求完全支持，根本沒有提出異議，反倒表示愿意并同意用關公系列商標20枚為關公坊酒業抵債1100萬元。而周某竟然沒有發表意見。法院最后，就是完全依照稻花香集團董事長的調解意見達成了調解書而審理結案。


章 程


采訪中，王文東告訴記者，一開始，鄧某虛構持有3個商標的事實(實際當時持有人為湖北省當陽市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簽訂了合資合同。王文東還說，成立合資公司時，又在章程中由兩家合資改為三家合資，始終都埋有伏筆。


王文東說，《合資合同》簽訂時，明確新成立的合資公司由關公坊酒業與山西關公酒業兩家共同組建。對此，宜昌的主流媒體也報道的是兩家合資。


但律師從夷陵區工商部門調取的合資公司企業章程卻顯示，合資公司由關公坊酒業、山西關公酒業以及湖北稻花香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稻花香集團的母公司，下稱稻花香酒業)三家共同組建。其中，稻花香酒業控股，占總股份的66%，關公坊酒業與山西關公酒業分別占總股份的24%和10%。


合資公司的企業章程還顯示，第一頁第三條載明“公司由宜昌市關公坊酒業有限公司與山西關公酒業有限公司共同投資組建”，但在第二頁第十條各股東出資方式和出資額中，則變成了關公坊酒業、山西關公酒業及稻花香酒業三家；第三頁之后所有的稱謂，也都是甲、乙兩家，并無第三家。 


章程中第二十二條，約定董事會組成，董事成員共5人，其中關公坊酒業3人、山西關公酒業2人。蹊蹺的是，稻花香酒業作為最大的股東，章程中竟然沒有一名董事。


對此，王文東堅稱，公司章程是他人私自篡改，山西關公酒業并不知情，更沒有同意由兩家合作變為三家合作：“表面上看，山西關公酒業仍是占總股份的10%，并沒有‘損失’，但卻暗藏玄機。改為三家合作后，他們兩家就可形成股東決議，這實際上剝奪了山西關公酒業對合資公司的表決權。”


合資公司的章程及工商企業登記信息都顯示，合資公司的注冊資本1000萬元，投資人為三家：關公坊酒業以無形資產及資產現金共投資240萬元，占股本24%；山西關公酒業以無形資產投資100萬元，占股本10%；稻花香酒業以實物出資投資660萬元，占股本66%。


合資公司注冊時的驗資材料顯示，該合資公司中，山西關公酒業以商標無形資產出資，關公坊酒業及稻花香酒業則是以白酒實物作價出資。 


記者了解到，2004年8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次修正》的第24條規定，以實物出資必須進行評估作價；第25條規定，實物出資應當依法辦理其財產轉移手續。


山西關公酒業方面稱，證據表明，關公坊酒業與稻花香酒業的出資僅是兩張白酒出庫單所標的價格，且并未通過有關部門評估和依法辦理其財產轉移手續。


我們應該承認，從運城這一方熱土走出的關公，早已升華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符號，他屬于民族，屬于世界。


在這起商標的變動過程中，運城的企業家乃至所有的運城人，都被實實在在地上了一課。


運城一法律人士了解此案后形象比喻：原本將自家的母雞借出去，為的是多產蛋，現在不僅沒有分下雞蛋，連母雞也成人家的了…… 


稷山警方表示，鄧某涉嫌合同詐騙案牽扯面廣，涉案人員較多，他們現在正克服各種困難，進行更深入的刑事偵查。


而王文東表示，他堅信法律是公正的，一定會為山西關公酒業討回公道。 


鑒于此案已進入司法程序，“關公牌”商標的最終歸屬，仍有待司法機關的最終裁決。對司法進程，記者也將持續予以關注。 
來源： 運城日報